过去十年，我国非车险业务年均增速超10%，保费占比已超50%，但繁荣背后是“高费用换规模”的虚火。长期以来，非理性竞争、“内卷式”发展导致非车险业务出现费用水平过高、保费充足度不够、持续承保亏损、应收保费居高不下等问题。
针对非车险领域的非理性竞争、费用失真及承保亏损等顽疾，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继发布《关于加强非车险业务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加强非车险业务监管有关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后，近日再发《非车险综合治理有关问答(一)》（以下简称《问答》），对“见费出单”、手续费管理、特殊业务安排及公司分类监管等十余项市场关切作出明确回应。
记者了解到，人保财险、平安产险（平安财险）、太保财险等头部险企已率先响应，推进非车险产品条款备案与费用治理。业内专家指出，短期内虽可能压缩部分业务空间，但长期看将彻底重塑行业竞争逻辑，推动非车险市场重心从“价格战”转向“风险定价与服务能力”。随着行业分化加剧，头部效应将进一步凸显，而中小险企则需加速向专业化、利基市场突围。
“报行合一”拓至非车险领域
据了解，我国财险业发展早期以车险为主，近年来随着非车险的快速发展，保费占比快速提升。华泰证券数据显示，2014~2024年10年间，我国非车险保费年均增速达到14.4%，远高于车险的5.2%。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上半年，财险行业原保险保费收入为9654亿元，其中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达5149亿元，占比已过50%。
除平安产险略低外，主要上市险企2024年非车险保费占比普遍在40%至50%之间，众安在线更是高达94%。
但在非车险业务快速扩张的同时，部分领域出现了通过高额手续费、长账期、突破备案费率等方式进行非理性竞争的现象，导致费用失真、应收保费高企、理赔纠纷增多，侵蚀行业承保利润与稳健经营基础。
华泰证券研报指出，以头部三家财险公司（人保财险、平安产险、太保财险）的平均情况为例，2019年以来，人保、平安、太保三家头部财险公司的加权平均非车险综合成本率始终大于100%，整体处于承保亏损状态，财险业务能够盈利主要依赖于车险业务。
因此，在2025年9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通知》，随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组织部分财险公司召开座谈会，并下发《指引》，让“报行合一”从车险领域和人身险银保、个险等渠道拓展到非车险领域。
“报行合一”是指保险公司应严格执行经备案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确保备案内容与实际经营行为完全一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教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财产保险公司的非车险业务占比显著上升，但也存在经营不规范、非理性竞争等突出问题。《通知》强化了市场行为监管，明确了非车险“报行合一”，对未按照规定使用经备案条款费率等行为将采取监管措施或实施行政处罚。
他指出，一方面，《通知》是防范非车费差损、治理非车险“内卷式”竞争的一个重要举措；另一方面，《通知》通过降低费用率，可以让保险公司腾挪更多的资源用于赔付，即通过成本结构优化，实现以较低的费用支撑较高的风险保障，由此增强保险消费者的获得感。
人保、平安、太保积极推进条款备案
《通知》明确要求，财险公司不得设置与所提供服务不符的高额费用，不得变相支付手续费，不得通过虚挂中介业务、虚列费用等方式套取费用，变相突破报备的手续费率上限。
此外，文件还提出优化考核机制，要求险企降低对保费规模、增速和市场份额的考核权重，提升合规经营、质量效益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比重，直击财险非车险业务长期存在的“重规模、轻质量”问题。
面对监管手段，主要财产保险公司迅速响应，从业务考核、系统改造、产品梳理、费用治理等多方面进行部署。记者梳理各家公司的表态可以发现，合规已成为当前经营的“压倒性任务”，大型险企则在政策理解和执行准备上表现出较强的主动性。
中国人保作为行业龙头，在《通知》发布前已提前布局、制定产品示范工作，如牵头推进并完成首新保险示范产品开发，参与编写《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首台（套）首批次综合保险配套承保理赔服务指引》。同时，率先启动企财险、雇主责任险和安责险产品改造与定价模型升级，并制定了《营销费用治理优化工作方案》，优化营销费用管理模式。
太保产险同样表示，早在2025年上半年《通知》征求意见阶段，已成立“报行合一”专项工作组，明确要求严格执行“报行合一”“见费出单”等规定，推动业务模式从费用竞争向风险定价、服务能力转型。
平安产险则表示，将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合理降低保费规模、业务增速、市场份额的考核权重，强化合规经营、提升质量效益、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考核权重，并积极推进条款备案、系统改造等准备工作，全面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加强产品创新与服务优化。
国寿财险成立总、分两级非车险综合治理工作专班，构建“总公司强统筹、分公司强执行、各部门强协同”的三级落实机制，将非车险综合治理工作纳入公司战略重点，将监管要求系统分解为“考核机制优化、产品报行合一、保费收支规范、中介渠道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任务模块，明确各模块的责任部门、时间节点与推进路径。
阳光财险对现有产品条款、费率进行全面自查与梳理。大地保险由总裁牵头成立工作专班，分三阶段细化推进落实工作，并强调在过程中加强与监管、行业的沟通，以及对分支机构和合作渠道的宣导与梳理。中华财险整合产品、精算、合规、信息技术等8个核心部门及7家分公司，推进企财险和雇主险产品报备，启动新一代系统建设。
短期可能压缩部分业务空间
非车险“报行合一”政策的核心，在于通过对产品备案附加费率设定上限、严格执行“见费出单”、规范手续费列支等要求，扭转长期以来“重规模、轻质量”的恶性竞争模式。
过去，非车险市场，尤其是企财险、责任险等对公业务领域，部分公司为抢占市场份额，往往采取“高费用、低费率”策略，将手续费作为主要竞争工具，甚至通过虚列费用、账外经营等方式突破监管限制。这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也导致风险与价格错配，积累了潜在的费差损风险。
华创证券金融业研究主管首席分析师徐康、高级分析师陈海椰表示，非车险“报行合一”实施后，险企通过“高费用+低费率”抢占市场的空间被压缩，竞争重心或将逐步从费用让利转向风险识别、定价能力及服务能力。
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朱俊生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综合《通知》《指引》和本次《问答》，可以看到监管正在重塑非车险市场的竞争底层逻辑：从以费用和账期为核心的竞争，转向以真实风险、真实成本和真实服务为基础的竞争。
在朱俊生看来，这一转变短期内可能压缩部分业务的操作空间，但长期看，有助于推动非车险回归保险本源，促使公司在定价能力、风控能力和专业服务能力上展开更高质量的竞争，从而为行业可持续发展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此外，长期以来，非车险业务中还存在应收保费积压的问题。此次《问答》对“见费出单”规则的细化与纠偏，明确指出，中介机构代收保费不视为“见费出单”。
朱俊生表示，中介代收不视为“见费出单”，实质上是对责任边界和资金链条的重新厘清。这将推动中介业务模式从“资金通道型”向“服务与销售能力型”转变。对保险公司而言，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强化对保费收付流程的系统管理、对中介机构的风险评估，以及对账与资金结算机制的精细化设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龙格向记者指出，中介机构需从简单的保费代收方转变为价值创造型服务商。保险公司则应建立直收保费系统，强化中介合作审核，同时利用台账管理等工具提升保费管理精细化水平，确保符合监管要求。
“先立后破”渐进式改革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非车险“报行合一”系列政策在防风险与促发展之间取得了较好平衡。
《问答》强调，非车险综合治理工作要按照“依法合规、实事求是、先立后破、稳步推进”的原则有序开展，务求实效。
朱俊生表示，《问答》提出“先立后破”，核心并不在于延缓治理力度，而在于强调治理逻辑的顺序性与可操作性。
“相比以往‘一刀切’式整治，这一表述体现出监管希望通过制度建设引导市场行为，而不是单纯依靠事后处罚来纠偏。”朱俊生分析，“立”，首先是把规则立清楚、边界划明确、口径讲统一，包括“报行合一”、费用率约束、保费管理、见费出单等一整套制度框架；“破”，则是在规则明确、系统准备和过渡期安排到位之后，再逐步清理长期存在的灰色操作空间。
龙格持有类似观点，他向记者表示，“先立后破”在《问答》中体现为渐进式改革智慧。其核心在于先建立完善的新规体系（如分步骤的产品备案时间表），再逐步破除原有不合规做法。
徐康、陈海椰指出，《问答》细化非车险“报行合一”，多项明确与针对特殊业务弹性处理，体现监管推动改革的决心与务实，有助于政策平稳有序落地。短期看，费用回归真实可能导致部分业务规模收缩，行业保费增速或阶段性承压；但中长期来看，费用率改善、无序竞争减少，有望推动非车险综合成本率优化，提升行业盈利能力和业务持续性。
此外，作为非车险“报行合一”组合拳的最新一环，《问答》对此前行业在执行中存在的模糊地带进行明确。
《问答》根据当前财险市场状况，并结合保费收入等数据，目前暂将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太保财险划分为大型公司，国寿财险、中华联合、大地财险、阳光财险、众安在线划分为中型公司，其余财险公司划分为小型公司。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这套“组合拳”将加速行业分化，并促使不同类型的公司寻找新的生存与发展路径。
中小公司或应聚焦利基市场
市场集中度提升被认为是短期内的显著趋势。兴业证券观点指出，过去严重依赖中介渠道、以高费用和长账期为竞争手段的中小公司合规与转型压力巨大，可能面临业务萎缩。而内部管控较好、综合实力强劲的头部险企的竞争优势和定价主导权将得到进一步巩固，行业集中度预期将进一步提升。
朱俊生也认为，“报行合一”客观上可能推动市场向更具规模、风控和服务能力的主体集中。
然而，集中并非唯一结局。政策在设定统一规则的同时，也通过差异化安排为中小公司提供了转型缓冲。《指引》为中小公司设定了比大型公司高5个百分点的附加费率上限，对预定附加费率上限的执行标准，大型财险公司预定附加费率不得超过30%，中小财险公司不得超过35%。
朱俊生分析，从动态竞争看，这5%的空间更像是“缓冲垫”，其意义在于为中小公司争取转型和调整时间，而非直接赋予成本优势。在企财险、责任险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竞争优势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费用率高低，而更多来自风险识别能力、定价精度、服务专业性和理赔效率。
中小公司的突围路径必然指向专业化和差异化。龙格表示，短期来看，政策可能推动市场向头部集中，但《问答》鼓励的专业化经营导向，中长期或促使中小公司聚焦细分市场，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
他认为，面对品牌弱势、渠道依赖等劣势，中小公司应聚焦利基市场，通过产品创新（如科技嵌入型农险）和服务深化（如行业定制化责任险）建立竞争优势，将有限的资源投入最具比较优势的领域，避免与大公司正面竞争。
“在非车险领域，中小公司仍可通过聚焦细分行业、深耕专业险种、强化风险管理服务、提升理赔和风控的专业深度，形成差异化定位。”朱俊生表示，这类竞争优势虽然积累周期较长，但一旦形成，稳定性反而更强。
21世纪经济报道最保险工作室《中国保险业竞争力研究报告（2025）》（以下简称《报告》）可以佐证，人保财险、平安产险、太保财险、国寿财险位居中国财险公司竞争力排行榜（2025）前四名。
而第六到十名分别为久隆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中国铁路财产保险自保有限公司、中国融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汇友财产相互保险社。
《报告》指出，中国财险公司竞争力排行榜（2025）第六到十名公司多为专业化或自保型机构，它们通过在特定领域如铁路保险、电力保险或装备制造业等占据利基市场，构筑了独特的经营壁垒。《报告》认为，这些机构的表现在财险行业“强者恒强”的格局之外，展示了“特色突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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